感，我能给你一切我能力范围内你想要的东西，无论你说不说，我都会弄清楚的。”

他说：“只要你点，我们马上可以结婚。柳寅会有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生活。我会把她当亲生儿一样培养，她会继承我们的财产。”

柳依没有说话。她低着，用叉子把盘子里剩下的意面卷起来，又松开，又卷起来。面已经凉了，酱汁凝成一层薄薄的膜。

她想反驳他。

想说罗迪在图书馆蹲在她面前的时候眼睛有多认真，想说他在丁堡窗台上挂的那棵小圣诞树，想说他在咖啡馆里说“我要当爸爸了”的时候声音有多亮。

但这些话涌到喉咙就停住了，像被一道闸门拦住。

因为他说的是对的。

她知道他说的是对的。

她一直都知道。

柳依把叉子放下。盘子里的意面还剩一半。

她想，这家餐厅的虾仁真的很新鲜，柳寅会喜欢的。

那天晚上他送她回家。

车停在街角。

他从来只送到街角，不送到楼下，像是知道她还没准备好让邻居看到一个陌生男送她回家。

她下了车，裹紧大衣往公寓楼走。走到楼门的时候，她看见街对面的路灯下站着一个。

不是罗迪。

是母亲。

即使她很希望那个是罗迪。

母亲穿着那件灰色的旧大衣，手里挎着一个布袋子，发被夜风吹得散了几缕。

她站在那里，隔着一条窄窄的街道，隔着伦敦冬天湿冷的夜色，直直地看着她。

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拖到马路中央。

母亲没有走过来，没有叫她，没有挥手。

只是在确认完什么之后，微微点了一下。那个点的幅度很小，但柳依看得清清楚楚。

然后母亲转身走了，步子不快不慢，背影很快被夜色吞没。

第二天下午，母亲打电话叫她回家。

柳依把柳寅留在幼儿园，坐四十分钟地铁到东区。

她推开联排屋的门，走廊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，她摸黑换了鞋。

客厅的窗帘拉着，只亮了一盏落地灯，昏黄的光落在沙发和茶几上。

茶几上放着两杯茶，冒着热气。

一杯在母亲那边，一杯在对面。

对面的那个杯子是她的——她从小用到大的杯子，白瓷底上印着一朵蓝色的小花，杯沿上有一个很小的豁。

母亲坐在沙发上。

她今天穿了那件紫色的开衫。

那是柳依很多年前用第一份打工的薪水买给她的，袖已经起了毛球，但颜色还是很好。

她说她平时舍不得穿。

“来了。”母亲说。她没有站起来，只是往旁边挪了半个身子，给她腾出位置。

柳依走过去坐下，手放在膝盖上。

沙发还是小时候那张，弹簧已经松了，坐下去会往下陷一块。

母俩隔着一个拳的距离，没有挨上。墙上那老钟的秒针在走，一下，一下。

母亲没有马上说话。她把茶端起来，吹了吹，又放下。

杯底磕在玻璃茶几上，发出一声很轻的脆响。然后她转过来看柳依。

她的目光从柳依大衣袖的磨损处扫过，从她手腕上那个手工制作的编绳，最后落在她脸上。

“你瘦了。”母亲说。

柳依等着。

她知道这不是开场白。

母亲的手指在茶杯边缘来回划了两圈，然后停下来。

她没有看柳依，看着窗帘上透进来的一线灰白的光。窗外有鸽子飞过，影子从窗帘上一闪而逝。

“你那个男朋友——罗迪。他是不是从来没跟你提过结婚的事。”

不是问句。

柳依没有回答。

母亲也不需要她回答。

“你当我不知道。”母亲说。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，低到几乎被暖气管里的水声盖过。

“你把钱填给家里，你当我不知道那些钱是你的。德莱文家给的那笔——你有多少是骗我的，我不问。因为我知道你也不容易。”

柳依看到母亲的手在茶杯边缘上轻轻抖了一下。

不是装的。

她从小就见过母亲装出来的颤抖——每一次需要让儿心软的时候，母亲的肩膀都会恰到好处地抖一抖，睫毛会恰到好处地湿一湿。

但这一次不一样。这一次母亲的抖是手指尖的，很细微，像是她自己在压，但没压住。

“柳依。”母亲叫她的名字。母亲很少叫她的名字，通常叫“你”，或者“依依”。

但今天她叫了“柳依”。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，有一种陌生的、笨拙的重量。

“我这一辈子，”母亲说，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，“没过过几天好子。你姥姥走得早，我一个把你们姐妹俩拉扯大。我没本事，只能靠那点裁缝活，做点小生意，几分钱地攒。我也想对你们好，我也想公平。”

她停了一下，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。

茶已经凉了。

“柳衍不争气，但她是我儿，我不能看她死。你也是我儿，你知道我最怕什么，我们一家三个，就这样过着困苦的生活，一眼望不到的苦子。”

她的眼眶红了。

睫毛湿了。

眼泪没有掉，就在眼眶里转着，像两颗被封在玻璃珠子里的小水泡。

“那个elliot hargreaves，”母亲终于说到了这里，声音里的颤抖也止住了，像是过了那个最难的坎，剩下的路可以平着走了，“我昨天见到他了，他不是小伙子了，但他仍然很英俊，并且事业有成，他不嫌弃你有过寅寅。他能给你和寅寅一个家，你难道还要再等罗迪吗？你要等他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吗？”

她站起来，走到柳依面前。

柳依抬起看她，她低看柳依。母亲的手伸过来，把她额前掉下来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。

那个动作轻得像羽毛。

柳依整个僵住了——她不记得母亲上一次这样碰她是什么时候。

大概是那年发烧，母亲用嘴唇试她额的温度。

但那也可能是她记错了。

可能是柳衍发烧，她在旁边看到的。

“你嫁给他，依依”母亲说，“我都是为你好。”

“好”字落下来的时候，柳依觉得自己的脊椎被一节一节地按了下去。

那天晚上她回家之后没有开灯。

她在黑暗的客厅里坐了很长时间，大衣没脱，围巾没解，手还是冰的。

厨房的水龙没有关紧，隔几秒滴一滴水，在安静的房间里像是某种倒计时。

她想起十六岁那年站在肯辛顿公寓门，怀里抱着一包腊，等姐姐派对结束。

她想起十七岁在图书馆自习室里，罗迪蹲在她面前说“做我朋友”。

她想起十九岁在诊所塑料椅上被母亲截住，母亲说“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”。

她想起这些年来她为柳衍填过的每一个窟窿、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