份地位的不同，在认知上也会有所不同的。的确对陶侃来说，位处分陕却坐视京畿被叛军攻陷，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难辞其咎的。不过若说因此而派陶弘来为自己作申辩，这理由不免又有一些牵强。

因而沈哲子并不急着发声，只是望着陶弘等待他继续解释。

不过陶弘接下来却是欲言又止状，似有什么事难以启齿，沉默半晌后才说道：“我今次前来，也有一事想请托维周。父仇不共戴天，历阳又是叛国之逆，于公于私，不能坐视此贼猖獗！维周若不因我鄙薄相弃，肯否将我纳军中共往讨逆？”

沈哲子听到这话，眉梢蓦地一扬，旋即便明白了许多事。陶弘难以启齿的话，大概应是与家丑有关。若果真如他所言要投军讨逆以报复仇，荆州便是如今最大军州方镇，陶弘作为陶侃的嫡亲孙子，其外祖家也是宿将家门，何必要假于外求？

若荆州军无陶弘安身之处，那么阻力来自何方不言自明。荆州势力哪怕再错综复杂，也绝无可能涉到陶侃家事。那么陶弘所面对的困境，应该便是来自于其家族内部！

想通了这一点，沈哲子心内不免哑然失笑。陶侃身处那样的位置，无论态度如何都会让心生诸多联想。过往这段时间自己也在从各方面思考陶侃的态度，但唯独忽略了他的家事问题。

子孙太多，未必是福。尤其是陶侃这样的寒素出身，并无阀阅门资的家，若是得以继嗣，或能显达传承，若不得继嗣，很快就会与寒门无异。陶侃长子早夭，如今这些儿子当中，名声最重的本是陶瞻，可是随着陶瞻战死，继承权便又产生了其他可能。

在历史上，陶侃死后未久，几子便争产乃至于拔刀相向，像是今次为使的陶夏更不惜手刃嫡亲兄弟，可谓心狠手辣。在这样的态势下，陶弘作为陶瞻的儿子，所面对的困境可想而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