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起其他几个大部来说，教育部的工作就简单了许多，教育是百年大计，五年十年看不出什么成效来，无非就是多建了多少所新校，招录了多少学生而已。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@gmail.com 获取最新地址

至于质上更类似与后世国资委的国有资源部，那汇报起来就恍如裹脚布一般，又臭又长。

大事小一大堆，拿着奏本一开腔都能说上一个时辰。

“煤产量、铁产量、钢产量。”

这三大项算是国有资源部的重要成绩指标，也是朱允炆最关切的三点考评要素。

在铁产量这一项上，大明亦或者中国这个概念来说，自唐朝之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，而到了建文十年这个时间线上，全年产出高达三千五百万斤。

而这个数据也不过才刚跟洪武二十八年仿上仿下。

不是大明这十几年一直原地踏步，而是因为洪武后期，全国的铁产量实在是太高，导致太祖不得不下令关闭了大量的官办铁厂。

建文朝这些年，朝廷一直在支持民间自营铁厂的发展，官营矿场完全被封存，只要保证不被倒手变卖就成。

国营变私企的事是内阁无法允许的，而且这些年，山西的煤矿买卖也开始被监管，大片新发现的煤矿都被内阁收走了所有权，山西布政使司不再拥有自主买卖权。

“诸卿辛苦了，双喜，让尚膳局做些饭菜送过来。”

汇报就这般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中午，吃了顿朝会简餐后又要继续。

后世有句词，叫做会山会海，朱允炆就曾经一天参加过大大小小十几个会，虽然现在在大明当皇帝没有那么多的会，但架不住一个会的时间长啊。

总参的会还好些，雷厉风行，军队只负责服从就行，内阁的会议就冗沉繁琐了许多，更别说一五计划收官汇报的会议了。

大家伙一开始还坐着汇报，等到了下午便改成了站着，连朱允炆都是来回走动着听。

“这几年大理寺做了统计，发生一起案件中致多死亡，或多参与的凶杀案，高发地便是两广和贵州，其次则是辽东。

这几个省都是土汉夷混居，风俗争执况严重，而且两广的宗族观念根蒂固，极易引发大规模，甚至是一个村庄跟另一个村庄集体械斗的况。

地方的军卫所弹压还会发生被反击的况，造成过不止一次地方卫所兵死于戡平中的现象。”

作为最后一个汇报的大理寺，高肃说的事算是最微不足道的疥癣小事，但却又是最难处理的问题。

“用水权、渔猎权、地权甚至是通婚权，都会成为这几个省发生严重争执的祸根，地方府县组织过当地耆老之间的沟通，但往往都是一阵风，能老实几天之后，紧跟着又大打出手。”

广东闹子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，连攻占广州府，劫掠广东布政使司衙门这么严重的造反案都出过两次，足可知民间械斗死质的案件更加频繁。

“当地的民族况复杂，除了土民和南迁的汉民，这些年随着广州商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，南洋、阿拉伯在广州也是趋增多，这对该省治安造成了很恶劣的坏，基本上是三天一小打，十天一大打，只要打大了，就一定会死。”

朱允炆负着手在殿内来回走动，高肃的目光就跟着挪来挪去，却等不到一丝回应。

皇帝压根没有给出什么建设的指示。

“这样的事，内阁持什么意见？”

建文朝不是洪武朝，朱允炆也不是太祖皇帝，能狠下心派大军平叛，一杀就是上万，因为事实证明，除非你杀光那片土地上的所有，不然这种影响地方治安的事还会持续发生。

杨士奇开了：“臣建议，从南洋抓一批南洋迁到广东去。”

这个提议别说朱允炆了，整个谨身殿都一片哗然。

本来广东就打的如热窑一般，还要往里添一批南洋夷。

这不是火上浇油是什么？

“说说你这个想法的理由。”

朱允炆看向杨士奇，颇有兴致。

“土汉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，前后持续了几百年而且愈演愈烈，不过臣发现，自打广东愈加繁荣，开始出现南洋、阿拉伯之后，土汉之间的冲突虽然还有，但部分矛盾开始转移，毕竟土也好、汉也罢，都是大明。

以前是自己内部打，有了外夷，还是可以摒弃前嫌一直对外的，这也是臣这个建议的目的。”

外夷数量一旦增加，土汉就会寻求一个合作点，一致对外的去跟外夷争执，打上几年十几年，在大方向上就达到了一致，内部也会开始互有合作。

不得不说，杨士奇的脑回路还挺清奇。

而这种转移矛盾的手法，朱允炆却隐隐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这不是后现代，有所谓的权，迁外夷与广东，都不用朱允炆猜，也知道这群外夷的结果会有多么的凄惨，杨士奇这是打算拿这群外夷的命，来做土汉寻求融合的基石。

“这件事不能贸然施行，以免出现外夷祸血统的况出现。”

细想想，朱允炆还是觉得杨士奇的建议存在可行，但又怕出现南洋猴子满街走的况，所以决定先挑个试点。

“将广东眼下的南洋、阿拉伯集中管理，挑一个既有土民也有南迁汉民的地方安顿，内阁监管一下成效，看看是不是确实能够起到效果。”

如果牺牲一批外夷，能够起到粘合剂的作用，让土汉之间的矛盾减少并且开始相互合作，那么这群外夷的牺牲就有了价值。

毕竟帮助大明稳固了地方的安定统治。

“贵州还闹着呢？”

说完广东，朱允炆又对贵州的治安上了心，看向内阁有些诘责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贵州土司还闹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杨士奇忙回道：“这几年，贵州一直推行陛下提倡的贵治贵，贵州同知司衙门也开始任命土司官，地方土司也在自发领导各自土部汉化学习以期通过每年的考核，总的来说，成绩是相当斐然的。”

“要加大点力度，让贵州土司们尝点甜。”

朱允炆想了片刻，突然说道：“改贵州同知司衙门为贵州布政使司，咱们设省，放出风给那些土司官，谁做的好，就让谁做第一任左布政使。”

贵治贵，让土司做左布政使！

这可是大明天荒的一例了。

“朕记得，西南山地军当年有一个叫周云帆的小旗官，是先登清化的尖兵，好像就是贵州的山民，调他去贵州做都司的都指挥使。”

让土司做行政主官，汉民做军事主官。

土汉合作，同保地方的安定和谐。

这是贵州和广东迥然差异的不同，贵州的土民跟汉民并没有太过激烈的矛盾，主要争端还是在土地使用上，洪武年，贵州第一次搞改土归流运动的时候，辅以严正的刀兵迫胁，拒绝授予土司任何权力，这就是太祖皇帝严重的民族主义。

朱洪武身上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，在他早期登基的很多道谕天下檄中都有体现，尤以处理贵州、两广的问题上最突出。

大汉本位制，权力尤其是地方的审判权那主官都是汉，加上普遍的重汉轻夷社会观，相等案件判罚上，判土民就远比判汉民重。